阿尔芒·戴维的另一成就是和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学家埃米尔·奥斯塔莱特（Émile Oustalet，1844-1905年）一起编纂了《中国鸟类图谱》（les oiseaus de la chine），1877年在巴黎印刷出版。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为文字说明，包括鸟类分类学名称，命名日期，鸟的外形大小的测量资料，及相关的分类学说明，最后是所见的分布地点等。文字说明共罗列鸟类达807种（正文772种，附录35种）在线配资开户官网，其中250种是地方特有物种，而当中的1/4蛰居在藏区山脉中，中国物种中有65种是新种，都是第一次被描述，还有90多种是中国从未记载过的。涵盖小鸮属、鹰科鵟属、绣眼鸟属、旋目雀属、椋鸟属、短脚鹎属和钩嘴鹛属等多个属种。第二卷是由法国软体动物学家阿诺德·洛卡德（Arnould Locard，1841-1904年）为124种鸟类手工绘制的彩色图谱。在照相设备尚未普及、照片洗印技术尚未成熟之前，手工绘制的鸟类图谱既可以弥补文字说明的不足，又可以当作采集者或研究者的观察证据。
戴维中国鸟类图谱中的插图
展开剩余90%1753年林奈的双名命名法成为国际动植物命名的标准，随着西方各位植物猎人和探险家深入中国内地，许多动植物被采集到西方并被西方动植物分类学家命名，这些动植物的拉丁学名与中国传统的名字相去甚远，甚至让人不明所以，使得中国失去了这些动植物的命名权。在鸟类领域尤为突出，中国有记录的鸟类高达1400种以上，但中国人命名的仅金额雀鹛、四川旋木雀和弄岗穗鹛3种，其他全是“洋名”，让人扼腕叹息。
黄腹角雉
戴维也在文章中论述了自己在中国发现的各种鸟类：“至于那些鸟（我一直特别喜欢），我不得不承担起责任，对我在中华帝国认识的所有鸟类进行描述和历史。就附带的细节而言，我得到了博物馆一位教授的仁慈合作的帮助。马森先生（G. Masson）以特别优雅的方式编辑了这部相当庞大的著作，它揭示了生活在中国或定期来到中国的807个物种。我在这部作品附有一本包含124幅图版的图集，其中包括了东方动物群的新物种或特征物种。
鸟类学家知道，这些鸟大多是我为我们的国家美术馆购买的，其中许多都是新奇的。我在这里不承诺要鉴定它们，但是，仅就著名的鸡科鸟类群而言，我将列举我所获得的鸟类中最引人注目的：生活西藏在海拔4,000多米的绿尾虹雉。三种已知的马鸡，其中一个是白色的，另一个是蓝色的，第三个是黑色和白色的。两种角雉的喉咙上有一个大的彩色襟翼，头部装饰有两个非常细的蓝色肉质角。两种Eulophes，即凤头雉鸡，被认为是美食家最欣赏的猎物，受人追捧的野鸡，它的尾巴长达两米，直到那时在法国只知道它的尾羽。优雅的白腹锦鸡，现在和前一种一样，它已经成为公园里的常见鸟类，但以前是一种罕见的新奇事物。雉鹑，它构成了雉科的一个新属，颜色较深，总是生活在树林下。两只新的血雉，有着优雅而奇特地变化的灰色、草绿色和深红色的羽毛，它们的腿上有两三个尖锐的马刺，等等。
白马鸡
所有这些美丽的鸟类和来自同一来源的数百只其他鸟类都散布在博物馆的橱柜中，难以想象，博物馆竟然包含如此多的鸟类财富！根据博物学家的习俗，他们中的一些人用了发现者这个名字来作为他们的特定名字。因此，有Cygnus Davidi，一种非常罕见的红腿天鹅，由英国人斯温霍描述，还有Pterorhinus Davidi（山噪鹛，见版画），一种非常有趣的知更鸟，我在北京的山区捕捉到。还有四川林鸮（原名Syrnium Davidi，现名Strix davidi），一种来自西藏的夜行猛禽，大英博物馆的夏普（Sharp）先生描述了它。索邦（Sorbonne）大学杰出的教授米勒-爱德华兹先生也希望将我的名字与他描述的两个新物种联系起来：红眉朱雀（Carpodacus Davidianus）和Oreopneuste Armandi（某种柳莺）。
戴维中国鸟类图谱中的插图
毫无疑问，令许多读者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是，在我在作品中列出的807种中国鸟类中，我们不会看到包括一些我们认为最常见的鸟类。因此，中国不知道我们的麻雀、我们的雀、我们的金翅雀、我们的林雀。那里不存在夜莺和知更鸟，我们任何和蔼可亲的莺也不存在。黑鸟和画眉是完全不同的，山雀和乌鸦等也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我在我的几篇文章中指出，只有五分之一的中国鸟在欧洲被发现，而且大多数只是不规则地出现。我还写道，值得一提的是，在旧世界两端常见的鸟类中，最强的队伍是昼夜猛禽、大嘴鸟，特别是水鸟（蹼足类和涉禽），而东方的鸡类、食虫动物和夜行猛禽在西方几乎没有类似的物种。”
爬行动物是动物中的一个独特类型，法国传教士戴维、韩伯禄都曾在中国收集过种类繁多的爬行动物。戴维曾在汉中等地收集得个体特大的娃娃鱼、蝾螈等，他自己描述过数个新种，但大部分由法国的动物学家布拉查德（E.Blarchard）等人定名发表。1880年，莱塔斯特（F.Lataste）也曾发表了由戴维及法国驻北京使馆成员普兰西（V.C.Plancy）收集的一些两栖爬行类动物标本。而在华海关工作的法国动物学爱好者福韦尔（A.A.Fauvel）是第一个科学描述扬子鳄的人。
戴维从中国寄给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量软体动物，研究人员这样记载：“他在软体动物中发现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物种，非常值得博物学家注意。送来的物种大约有100个，来自香港、上海、天津（Ta-Kou）和北京。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为人所知，其他可疑的必须提交给新的研究，然后才能最终进入目录，最后，还有一小部分肯定是新的或鲜为人知的。这些就是我们将要提到的，并在本笔记随附的图版中有所体现。”
戴维在中国采集带回的大量鳞翅目昆虫，法国昆虫学家欧贝特（C.Oberthur）研究后，发表了“戴维在华采集的鳞翅目昆虫新种”一文进行介绍。
戴维也很重视化石采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让·艾伯特·戈德里（Jean Albert Gaudry，1827-1908年）对他采集的化石进行研究后，在法国地质学会通报上发表了《在中国发现的地质第四世纪动物化石》一文。该文表明，戴维送回法国的化石有大象和蒙古鹿等多个物种。
1871年，约翰·汤姆逊拍摄的蚕池口教堂
光绪十一年（1885年），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清廷于是为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以供其颐养天年，离颐和园较近的蚕池口教堂属于颐和园扩建范围。经过李鸿章与樊国梁多番交涉，经樊国梁奏请，教皇同意将蚕池口教堂搬迁至西什库，并吩示“北堂百鸟堂内所有禽兽及一切古董物件……献于皇太后，以供消遣”。原本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教皇如此大方地将这座博物馆里的藏品赠予慈禧，慈禧非常高兴，光绪皇帝和慈禧都把百鸟堂藏品视为宝物，使得和谈顺利成功。1886年4月26日，双方共同商定画押，补偿白银45万两，把北堂迁址到现在的西安门内西什库。而后，百鸟堂博物馆藏品移交内务府奉宸苑，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奉宸苑档案的北堂移交清册可以知道，移交物品共14架、2474件标本，包括飞禽走兽、虫介蝴蝶、海中珍奇、虎象熊骨、鸟卵虫蛇、兽角等。
戴维在中国的动植物标本收集在整个世界都非常引人瞩目，1888年4月，戴维在巴黎举行的天主教国际科学大会的致辞里总结了他的研究工作，他被认为是法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戴维收集的最重要的动物标本是麋鹿、川金丝猴、大熊猫等，这些在世界赫赫有名的动物都是因为他的采集才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博物馆，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此外戴维还将中国特有的梅花鹿、马鹿、直隶猕猴（曾经是分布纬度最北的猴子）、羚牛的标本运抵法国；他还将大量爬行动物、无尾两栖动物、两栖类动物像大鲵（Andrias davidianus）和鱼类的标本送给物种学家进行进一步研究。戴维还收集巨量的蝴蝶、飞蛾和昆虫标本，大多数在当时都不为人所知。同时，他还收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像珙桐、杜鹃花、报春花。
戴维中国鸟类图谱中的插图
大自然没有辜负戴维的艰苦努力，馈赠他无尽宝藏。戴维的中国之旅为欧洲带回的动植物标本以及活体，经巴黎自然博物馆统计，总计有379件地质和化石样本，3425号植物标本（鉴定出1577种），9564只昆虫标本，1322只鸟类标本（计470种，新种65个），208件爬行动物标本，135件两栖动物标本，595件哺乳动物标本——鉴定的哺乳动物有200个种类，其中新种63个，包括名扬天下的大熊猫、麋鹿和川金丝猴。其中许多都是新发现，而这些，还不包括那些在各种意外中损失的标本！数量极其庞大，戴维的采集活动也因此成彪炳史册。1874年4月3日，戴维在返法国前的笔记中评价他的中国之行说：“这一切都向我证明，中国能够向博物学家们提供的科学财富远远超过所有已被认知的。”通过戴维，西方世界进一步认识了富饶的中华大地。
戴维神父与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年）是同时代人。1859年11月，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戴维对其进行了认真研究。1877年戴维出版《中国鸟类》，轰动整个欧洲，达尔文也认真阅读这部著作。他们都是科学上的巨人，都对世界自然科学做出重大贡献。戴维神父回到法国后，成为好几所学院的教授。地理学会和索邦大学法国学者联合会都单独授予他金质勋章。法国政府曾多次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但都被谦恭的他婉拒了。1896年，法兰西研究院成立100周年，政府没有再征求戴维本人意见，直接授予他一枚十字勋章。
巴黎蒙帕纳斯墓园中戴维墓
陪伴戴维在中国境内三次探险的中国助手王树衡，尽管戴维对他的记述不多，但还是可以知道他体格健壮，性格平和，目光锐利，任劳任怨地协助戴维整理和制作标本，对他的帮助巨大。戴维回到法国后，王树衡留在了上海，成为一位标本制作师，曾一度在徐家汇博物院工作，上海博物院成立后便直接雇用了他，成为中国标本制作的先驱者。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英国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海关管理权。此后，英国人拉都胥（LaTouche）来到福州海关担任税收官。一天，拉都胥在福建一家洋行里，看到了一批被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的妇女视为珍奇之物的白鹭翎羽，得知这些羽毛都是一位当地人唐春营出售的，唐春营在福州主要靠着在闽江打鱼和捕猎为生。拉都胥对自然科学有着强烈兴趣，于是在1896年聘请唐春营和他的儿子帮他在野外收集标本，同时教唐春营标本制作技术，以便保存采集到的鸟兽。唐家从此开始了专业制作动物标本的工作。
唐氏后代从最初的制作动物研究标本逐渐改良为现代的动物生态标本，开创性地使用了填充法制作标本，方法省时简便、易于操作，制作的动物剥制标本形象逼真、保存时间长。唐氏标本制作技艺参与见证了中国现代自然学科、尤其是生物学科的发展轨迹，为中国生物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在动物学界，人们尊称唐氏家族为“标本唐”。
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在宗教界兴起一股“自然神学”浪潮，很多博物学家和传教士认为，大自然是上帝“包罗万象”的公开手稿，研究自然界，同上帝的书面教谕《圣经》是一致的。研究大自然，可以更生动、深刻地了解上帝。戴维在1866年3月23日的日记中说：“我崇尚出自上帝之手的奇异自然景象，它们使人类最精美的作品也显得微不足道。”戴维是自然神学的积极践行者。他矢志不渝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1900年11月10日，戴维在法国巴黎塞夫尔街路易·米歇尔教堂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享年74岁，长眠于法国巴黎的蒙帕纳斯墓园。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壮游万里，为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世界上让人敬仰的博物学家。戴维从1862年7月至1874年4月3日，前后12年（1870年7月-1872年3月中途返法国，在中国生活10年）在中国考察时，历尽艰险，饱受磨难，多次撞入鬼门关，多次重病不起，但是最终都躲过劫难，名扬天下。
戴维日记
国人往往对戴维传教士的身份讳莫如深，消蚀了他作为卓越科学家的辉煌成就。其实在国外，许多大学都是教会开设的，包括许多早期中国著名的大学。1949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戴维神父的日记》（Abbe Davids Diary），为我们展示戴维科学考察的艰难历程，细细品读，昨日仿佛就在眼前。1991年8月在线配资开户官网，红衣主教嘎海椰在给《戴维神父传》写序时评价他说：“引人入胜地阅读这本书，不仅使人感受到信仰和科学如何能够共存，而且使人感到一位教士如何能够又是一位学者。”《戴维神父传》对戴维描写道：“这些难以置信的外出考察的动力，这些狂热的行程的动力，这个科学活动的动力是什么呢？宗教的狂热、学者的不安和猎手的激情构成了戴维火箭的三级。”戴维神父以享誉世界的科学探索精神和科研成果称雄世界学术界，戴维不是巧遇熊猫，而是以其独具慧眼的科学发现，把熊猫从崇山峻岭引领到人类文明的世界里。戴维的探索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的科研工作者，成为他们前进路上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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